狼女與野獸:安潔拉卡特的童話改寫與女性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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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現代人而言,〈小紅帽〉的寓意明顯易見:午夜的森林不是小女孩應該流連的地方。這則膾炙人口的童話可一路追溯至中古時期。當時歐洲存在母系傳承的口述傳統,十七世紀末法國布爾喬亞階級將童話文學化之前,這些民俗傳說是由一群說書人(conteuse)口耳相傳而來的。

一般認為童話的「文學化」過程應歸功於佩羅(Charles Perrault)。儘管佩羅彙集編纂童話故事功不可沒,其明確的警世箴言卻也成為教化平民如何成為道德主體的訓誡手冊。在1983年的著作《小紅帽的試煉與磨難》(The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of Little Red Riding Hood)裡,童話研究與民俗學者齊佩斯(Jack Zipes)蒐羅了超過三十個不同版本的〈小紅帽〉,其中絕大多數改編自佩羅的版本。佩羅筆下的小紅帽在森林遊蕩途中遇見大野狼,在大野狼的勸誘下,對森林險惡一無所知的小紅帽貿然答應與大野狼比賽誰先抵達奶奶的家門。後續發展讀者們都耳熟能詳:吃掉祖母的大野狼終於等到牠的獎賞,小紅帽渾然不覺有異上了大野狼的床,此時佯裝成奶奶的狼便露出猙獰面貌。「你的牙齒好大呀!」(What big teeth you have!)語畢,小紅帽便被野狼拆吃入腹。

故事最有趣的地方在於作者的文末註腳:「年輕漂亮、家室良好又性情溫和的女孩永遠不該聽從陌生人的指示。若發生上述情形,那麼被野狼吃掉實在不足為奇。」這段評語一方面將被掠食的命運歸咎於小紅帽的無知,一方面又暗示秀色可餐的小紅帽因為沒拒絕與狼共枕的邀請而成了自身悲劇的共犯。此外,佩羅亦提醒讀者「最可怕的狼往往是外表馴良的那種」(Zipes 91-93),這樣的修辭蘊含一個明確的訊息:大野狼跟掠食者都是男人的代名詞,「掠食」也有濃厚的強暴意涵。這個版本不只奠定了野狼作為「油嘴滑舌的誘惑者」(Bacchilega 56)與小紅帽之間的共謀關係,也讓少女披上象徵誘惑、色慾與魔鬼形象的紅色斗篷。

不過,這些涵義並不存在於原先的口述傳統中。許多童話的口述版本都有年輕女孩透過母親或祖母之死重獲新生的敘事。佩羅的改編參照〈祖母的故事〉(The Story of Grandmother)。在這個版本中,野狼邀請小紅帽一起食用祖母的血肉,最後小紅帽運用智慧戰勝了野狼。這個食人的隱喻暗示少女透過祖母的自我犧牲內化了她的知識,進而取代她的位置,小女孩因此獲得進入母系社會的資格。故事本身強調祖母與孫女之間的陰性知識傳承。然而這則童話並非全無訓誡色彩,因為大野狼被放置在陰性價值體系的反面,再度維穩屹立不搖的正邪對立結構。[1] 到了格林兄弟的版本,小紅帽又被賦予了新的意義。這個版本深受父系社會與天主教價值勢力影響,預設讀者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中產階級,故原先在佩羅故事中隱射的掠食/強暴場景徹底被去性化(desexualized)並加入基督寓意的符號:祖母告誡小紅帽不得「誤入歧途」(stray from the path)、大野狼被稱為「罪人」(sinner),最後祖孫兩人則被彰顯基督慈愛形象的獵人拯救而獲得新生。

看到這裡,我們不禁想問:有沒有一種童話解讀,可以不再製造受害者與加害者的二元對立?狼跟女人、掠食者與獵物的關係又是恆常不變的嗎?「老嫗的迷信」(old wives’ tale)如何反映社會對自然/本性(nature)的輕賤?安潔拉卡特(Angela Carter)的「狼之三部曲」(Wolf Trilogy)或可為這些問題提供思考的起點。[2]

狼人:在母女傳承敘事之外

〈狼人〉(The Werewolf)的靈感源自中古時期的民間傳說。1550年至1630年歐洲社會處於獵巫全盛期,此時關於女巫的想像大量湧現。十九世紀在象徵主義與前拉婓爾派畫家的描繪下,女巫才逐漸遠離稍早鷹勾鼻與乾癟醜怪的形象,轉向性感的蛇蠍美人(femme fatale)。饒富興味的是,卡特在這個故事中凸顯了女巫與狼人的相似性──拉丁文 lupa 指蕩婦,與狼(lupus)異體同型。歐洲獵巫浪潮與教會授權的屠狼計畫時間點不謀而合。十五世紀開始出現針對狼群的大規模驅逐行動,而在獵殺女巫的巔峰時期──即十六至十八世紀之間──則有上百萬的女人被指控為精通變狼術(lycanthropy)的變形者(shapeshifter)。在眾多男性成狼的敘事裡,寥寥無幾的女狼人逐漸被後世視為陰性力量的象徵,例如生態女性主義者便連結男性對狼類的屠殺以及對女性的施暴(Antonio 222-23)。此外,狼作為陰性力量的表徵在人類學研究也多有著墨,北美印地安蘇族便有女性薩滿以狼為名,或由狼群協助完成儀式的神話(225)。

然而在強調女巫與狼人的連結之際,這則寓言也顛覆了童話中母女相承的口述傳統,質疑女女情誼是否被過度理想化。如愛特伍(Margaret Atwood)所言,〈狼人〉的啟示有二:一、女人也可能是狼人;二、當個好孩子並不代表要安於受害者的位置(129)。在這則故事中,祖母沒有自我犧牲來替小紅帽排危解厄,因為祖母就是野狼。據此,〈狼人〉成功地去自然化「陽具-父親-權力-男人」的四位一體結構,但是它並未以陽具母親取代父親權威,因為祖母的身分終究是不穩定的──她不斷在狼人/女巫/女人的位置之間游移,突顯了語言的挫敗與表意(signification)的裂隙。對卡特而言,小紅帽之所以能自立門戶的關鍵在於她懂得操控「父親的獵刀」;透過這個陽具物件,她才得以自我保護並制服祖母(Lau 82-83)。因此,卡特的創作意圖並非以女性主義詮釋取代佩羅的父權版本,或藉此樹立新的童話典範,而是提醒我們每次的重讀/改寫都必然產生溢出原始童話的意義。所有童話改編都是對原作的叛逃,每次的叛逃都可能拓寬文本解讀的維度。〈狼人〉最直觀的意義或許是,脫離伊底帕斯家庭孓然一身的小女孩,依然可以過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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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狼為伴:女性情慾的危險與愉悅

危險與愉悅(danger and pleasure)的辯證無疑是女性主義修正式童話長年關注的核心議題。這則童話可以詮釋成掠食者與獵物的性別寓言,但比起如何理解兩性之間的劍拔弩張,卡特更關注女性如何在與環境互動的過程裡長出屬於自己的政治意識。〈與狼為伴〉(The Company of Wolves)的開頭雖標誌出狼的肉食本能,卻也不忘藉由狼人的混種型態提醒我們野獸與人類的鄰近性。掠食者與獵物的關係在此並未被淡化,只是原始版本中作為「魅惑少女」(nymphet)的小紅帽被賦予了更多能動性。[3] 她無畏地脫下自己的衣物,「當著他的面笑他,扯掉他的襯衫丟進火爐裡」。在這則故事裡,狼人體現的不是父權秩序或男性欲力,而是少女對自身慾望的肯認;在凝視對方的同時,小紅帽看見的是自己的動物性。畢竟,她在獵人與狼人之間選擇了後者,即不可逆反的野獸本能。「她會把他令人生畏的頭靠在她大腿上,幫他揀去皮毛裡藏納的頭蝨,也許她還會把頭蝨放進嘴裡吃掉,一如他們會在兩人野蠻的婚禮中做的事。」卡特以詼諧的筆觸嘲諷過去用以教化女人恐懼自身情慾的狼人角色,並強調小紅帽的狼性很可能足以和大野狼互相抗衡。

如同意義被改寫的狼人,這裡的祖母亦不能以女家長(matriarch)一言以蔽之。「既老且孱弱的祖母是名虔誠的基督徒,床前有聖經常伴。祖母家中有只滴答滴答作響的老爺鐘,彷彿在細數她逐漸消蝕的時日。」若我們將聖經、基督和老爺鐘解讀成父系權威施加的束縛箝制,則祖母體現了歷史對女性的定義與預期正在「逐漸消蝕」。在野狼闖進家門之際,祖母的防禦方式是丟擲聖經,「她祈求基督又呼喚聖母和所有天使們,但一點用也沒有」。格林兄弟的救世主在此毫無用武之地,祖母也得不到任何救贖。在小紅帽與狼共枕的場景中,祖母又以鬼魂的型態縈繞在屋裡:「床下的老骨骸發出喀答喀答的駭人聲響,但她毫不理睬。」祖母標誌了逝去的歷史遺跡,承載了女性應該循規蹈矩的世代。若讀者將祖母的消亡與野狼的現身參照閱讀,將不難發現其中滿溢的女性情慾:「他扯掉身上的白襯衫,敞開瘦得彷若可以數清的嶙峋瘦骨,他脫下長褲,露出濃密多毛的下肢與巨大的生殖器。」這具破敗而讓人戰慄的男(獸)體以性客體的形式暴露在女性凝視之下,暗示著慾望與恐懼從來都是相輔相生,一體兩面。

從這個角度來看,卡特筆下的紅斗篷便別有深意。如同佩羅的版本,小紅帽的斗篷是外婆親手織就送給她的禮物。若這份禮物象徵了由父權定義的女性特質,送禮則代表這份特質的傳承與延續。在遭遇大野狼的時候,小紅帽首先想到的便是這件紅色斗篷:「她害怕地拉緊身上的紅斗篷,暗自希望它能起到保護的作用……在狼群悲吟中她褪下腥紅色披肩,那是罌粟的顏色,獻祭的顏色,經血的顏色」。罌粟象徵死亡與長眠,常被銘刻在墓碑之上;經血則再度鞏固了女性與不潔身體的負向連結。拉緊紅斗篷是她唯一理解的自保方式,即便這代表女人只能固守於被動與劣勢的犧牲位置。不過,卡特筆下的少女很快就發現斗篷保護不了她,恐懼更無法讓她快樂。於是「她的裙子、羊毛襪、鞋子,全部都進了火堆裡,再也不見蹤影」。卡特的小紅帽允許自己踰越,也因此得以重奪自我定義的主導權。

〈與狼為伴〉最難能可貴的地方是掠食者與獵物都保留了各自的本性,甚至在「互為客體」的慾望模式裡找到和諧共生的快樂結局。我們幾乎可以大膽斷言:卡特選擇將童話──這個預設讀者為孩童的文類──情慾化(eroticized)並非偶然。她筆下的情色童話看似迎合了男性對魅惑少女的癡迷,實則寫滿了如蛛網般綿密的陰性力量和自主情慾。

狼女愛麗絲:人類與動物的共生寓言

如何理解女人與動物的親緣性(affinity)一直是卡特透過童話探問的主題。這可以從深受笛卡兒影響的心物二元論談起。對啟蒙理性主義者而言,人是由心靈和肉體構成的個體,而成為人的前提是揚棄所有自然賦予的動物本能,進入由精神與思想主宰的文明範疇。然而人類有可能自外於物質基礎存在嗎?沒有身體,人類如何作為純粹的思想主體存續?本能與智性發展必然互斥?不受文化沾染的純粹自然是否存在?科學是否絕對客觀?後世學者對此提出詰問,指出心物二元論建構出一套將理性與情感/智性與本能/文明與自然/陽剛與陰柔對立的嚴密價值體系,藉此合理化對女人與動物的他者化與貶抑。在心物二元論主導的西方價值體系裡,動物是不具感受的機器(automata),而女人最靠近野獸和動物之際則是展露慾望的時刻。這種形象時常伴隨陽剛化的描述與肉食性的衝動,藉此體現必須被壓抑或超越的動物性本能。〈狼女愛麗絲〉(Wolf Alice)藉由半狼半人的少女再現動物性和陰性特質的親密關係,並解構了成為人類必須走入象徵秩序的前提。

愛麗絲自小便由狼群撫養長大。她發出類似狼嚎的叫聲,卻不是真正的狼。她不懂得如何用雙足站立行走,總是以肌肉發達且長滿厚繭的四肢著地奔馳。「她全身上下除了不是狼以外沒有一點像人……如同野獸,她沒有未來地活著」(154)、「狼群照顧她,只因牠們知道她是一匹不完美的狼;人類畏懼她的不完美、將她隔閡於動物世界中,只因這不完美揭示了我們自己可能成為的模樣」(157)。故事一開始,卡特便勾勒出愛麗絲介於女人/大地/動物之間的混種意象。從人類本位的視角來看,愛麗絲喪失語言能力,舉手投足之間展現強烈的動物性,正正象徵了一種前理性/前文明的「蒙昧」狀態。愛麗絲只活在當下,她的「沒有未來」亦暗示了無法向前推移、與時俱進的退化。然而這個自然狀態並沒有維持太久。愛麗絲被送到修道院以後,便被迫學習各種融入人類社會的技能。當修道院院長試圖教導她道謝時,她只會「弓起背、用爪子抓弄地板、退回禮拜堂的角落、雙足蹲伏、渾身顫動、撒尿排便──此時的愛麗絲似乎徹底退回她原始自然的狀態」(155)。在為期九天的教化失敗以後,人們無奈地將她託付給住在邊陲古堡、遺世獨立的公爵。

公爵沒有倒影。夜晚,他搖身一變成為村民聞之色變的食屍者,四處劫掠墓地,打擾亡者的安寧。隨著城堡裡的時光流逝,愛麗絲開始有了初經。她試圖運用在修道院學會的知識清理自己的經血,即便此舉出於羞恥感而非對潔淨身體的嚮往。在尋找遮羞布的同時,她偶然發現了一面鏡子,那面公爵走過絲毫不留下殘影的鏡子。此後,愛麗絲開始期待自己的月經來潮,這周而復始的循環讓她在沒有時鐘的家裡建立起穩定的時間感:「她感知到自己與周遭環境之間存在一種本質上的差異……外面的樹木和牧草再也不像她探問的鼻子或豎立的雙耳延伸出的一部分,而是自成一格的存在,它們變成某種背景,正等待她賦予意義」(159)。愛麗絲終於發現鏡中之人就是自己,並從那一刻起與鏡中人變得親密。她開始穿上洋裝,頭一遭意識到自己與狼群的差異。故事結束於公爵被一心復仇的村民追趕撲殺而負傷回家。此時愛麗絲嗅到公爵的傷,便湊近舔拭其傷口。就像撫養她長大的灰狼母親一樣,她毫不猶豫且不帶嫌惡地將公爵臉頰和額頭上的血與泥輕柔舔去。月光映射在房內的鏡子,鏡面上一點一滴顯現了被柔軟濕潤的舌召喚出的公爵倒影。

齊佩斯指出,不同於〈小紅帽〉告誡女人森林中潛伏著掠食性的野獸,〈狼女愛麗絲〉提醒少女必須馴化自身的本能慾望。狼是不潔的,如同經血。經血帶有賤斥物(abject)的曖昧性,對體系、秩序和身分都構成威脅。愛麗絲未經衣物和禮教規訓的身體象徵紊亂無序,一方面牽引著男性凝視,一方面又因其無法歸類的邊緣性(liminality)而成為怪物般的存在。在父權律法/象徵體系的凝視之下,狼女不但是症侯的身體(symptomatic body),也是奇觀的身體(spectacular body),召喚男性情慾的同時也必須受到規訓。然而在卡特筆下,愛麗絲的性(sexuality)與動物性(animality)始終沒有被馴化;相反的,她竭盡所能地逸出規範。在修道院院長試圖將愛麗絲馴化成象徵秩序的一員時,愛麗絲拒絕成為言說主體(speaking subject)。這點跟沒有鏡像(無法進入象徵界)的公爵相互輝映,形成一種人狼之間的鄰近性。然而人狼的界線本就十分模糊,愛麗絲與自身鏡像的關係也並非拉岡式的。她在鏡中辨認(或以拉岡語彙來說,「錯認」)的形象並非理想連貫的整體,毋寧更像倒影。卡特不斷強調愛麗絲對世界的認知建立於嗅覺,先於語言存在。正是這種敏銳的感官能力與前人類(pre-human)的位置使她得以建立自外於語言世界的主體性──一種迥異於語言視覺、亦不厭棄身體的主體性(Lau 91)。

如果〈狼人〉和〈與狼為伴〉揭示了人類世界中掠食者與獵物的關係,〈狼女愛麗絲〉則將異己的範疇擴及非人類的動物,並暗示兩者確實能在相似基礎之上發展出共感與同理心(empathy)。狼女的故事不但批判了西方理性體系預設的主體位階,也透露了人類唯有通過感官經驗、本能與情感──這些在象徵秩序中無法被語言言說的符號驅力(the semiotic)──才能將動物視為主體並與之互動。我們或許無法宣稱這則故事彰顯了動物主體性(畢竟狼女就嚴格定義來說並非狼類),但它的確提供了一種想像:人類與動物有沒有可能發展出奠基於相似性的共感與同理心?畢竟,女人與動物之間存在的從來不是非此即彼的抉擇,而是互補共生的關係。

註釋

[1] 值得注意的是,大野狼在此被描述為陽剛健壯的狼人,而非擬人形象的動物。

[2] 嚴格來說應為四部曲,除了本文提及的三篇之外,尚有一篇〈彼得與狼〉(Peter and the Wolf)收錄在短篇小說集《黑色維納斯》(Black Venus)中,唯創作時間點與其他三篇相隔較遠,故評析時多為批評家忽略。筆者認為〈彼得與狼〉可與〈狼女愛麗絲〉相互參照,礙於篇幅在本文中只能化為遺珠之憾。

[3] 這個詞出自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蘿莉塔》(Lolita),指介於九歲至十四歲之間、具有精靈氣質但在性方面積極主動的早熟少女。對許多女性主義學者而言,這個語彙的矛盾之處在於異性戀男性遐想中的少女「魅惑」源自她的「清純」,至於少女是否具有主體性、她的慾望又指向何處則從來不是重點。後世許多藝文作品都出現魅惑少女的典型,除了外貌特徵讓人聯想到發育不全的幼童之外,少女羞怯無助的形象與威懾誘惑的侵略亦構成十分弔詭的雙面性。

圖片出處

Isely, Robin. Untitled, 2016.

Jordan, Neil, dir. The Company of Wolves. Palace Pictures, 1984.

引用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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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刊載於流行文化學院,201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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